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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卷 僵尸娃娃 第十二章 华城车站

  1998年8月12日,清晨,大雾。

  华城鹤洞桥附近发生车祸,一个腿脚不好的乞丐过马路时被车撞死,交警从乞丐的贴身口袋里发现了几袋冰毒。

  1999年10月22日,晚上9点,华城海珠广场人流穿梭,一个乞丐跪在霓虹灯下,他的面前有个鞋盒子,别人给他钱,他就磕个头,不说话,他可能是个哑巴。哑巴的两个孩子也都跪着,其中一个大点的孩子正撅着屁股向旁边一个卖花的女孩挤眉弄眼。

  有个穿西装戴帽子的罗圈腿老人,也许是喝醉了,走过乞丐身边时,像扔一张废纸那样随手就扔到帽子里一百块钱。老人走出很远,听到一声尖叫,回头一看,那哑巴乞丐正拿着钱对着灯照呢。

  乞丐的两个孩子蹦跳着说:“让我看看,让我看看上面的毛主席。”

  他们听说过有这么一种新版的红色百元大钞,现在,他们亲眼看见了。

  哑巴乞丐兴奋地开口说话了,他说:“哎呀,老天爷,都摸一下吧,别抢烂了。”

  旁边那个卖花的女孩立刻追上去,对老人说:“等一下,您买花吧。”

  老人打个饱嗝,眯着小眼说:“怎么卖啊?”

  女孩说:“八块一束,不贵,花多好看。”

  老人掏出一百块钱说:“我全要了。”

  “一共十二朵,九十六块钱。”卖花女孩接过钱,厚着脸皮说,“别找了,我也没零钱。”

  老人说:“那不行,你得找钱,那个人是乞丐;你,你是一个商人。”

  卖花女孩愣了愣,很快反应过来说:“我就是个卖花的,你等着,我到那边换零钱。”

  老人看着女孩拐过街角,不见了。

  老人叹息一声,将花扔进了垃圾箱。

  这个老人就是三文钱。

  几天后,三文钱又出现在海珠广场,他对“哑巴”乞丐说:“给你一百块钱,你帮我把这包东西送到环江路的赛迪娱乐城,回来,再给你一百块。”

  “有这好事?”乞丐问。

  三文钱将一张百元钞票放到乞丐面前的鞋盒子里。

  “你咋不送?”乞丐问。

  “我有事。”三文钱回答。

  “到了那里,把东西给谁?”乞丐问。

  “找霍老板。”三文钱说。

  “包里是啥子东西?”乞丐说着,打开了帆布包,里面有两块砖头,用报纸包着。

  “就这个,”乞丐问,“两块红砖?”

  “是的。”三文钱回答。

  犯罪分子运毒的方式一般采取人货分离,找个傻瓜当替死鬼,即使被警方抓住也说不出上线是谁,在运送过程中,会有马仔暗中跟随,以防不测。毒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,香港张伟艺将毒品藏在西瓜里,海南解风平将毒品藏在椰子里,上海人周某将摇头丸藏在蜡烛里,云南人李某将海洛因伪装成糯米藏在几麻袋糯米里。

  三文钱的那两块砖头就是巧妙伪装过的黄砒,黄砒只要进行再加工就成为4号海洛因。

  在1999年春节严打期间,一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在报告中写道:华城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3万多人,实际吸毒人数至少在5万以上,甚至更多。华城火车站附近肯定有毒贩子的秘密窝点,他们利用乞丐、流浪儿童进行贩毒,据线人举报说这个贩毒团伙的头目是一个外号叫三文钱的人……

  当局领导向蒋卫东了解情况的时候,蒋卫东却失踪了,像空气一样从人间消失了。这份报告后来引起了大案指挥部的重视。

  距华城火车站仅数步之遥有一条街,叫作登峰街,密布着大量出租屋,很多外来人口就聚居在这里。

  登峰街有一家富贵菜馆,厅堂简陋,不事装修,然而却天天爆满,食客云集。

  华城人好吃,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,都能做成盘中美味。他们把赚钱叫作“揾食”,由此可见一斑。很多旧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,惠福东路有一家卖云吞面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里,潮州巷有个卖卤水鹅的把店开在了居民楼的楼顶,环市路上南海渔村的一条铁壳船上有家海鲜餐馆,若不是有人指引,这样的店很容易就错过了。

  在20世纪80年代,华城还可以看到一种黑脖子的丹顶鹤,它们从黑龙江流域迁徙到南方过冬,因为华城人的捕食,这种鸟已经很罕见了。

  富贵餐馆最初经营一种蛇羹,这道名菜是用眼镜蛇、银环蛇、金环蛇、水蛇、锦蛇做成的“五蛇羹”,被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勒令禁止之后,开始推出了新的招牌菜:叫花鸡。

  将黄嘴、黄脚、黄皮的三黄土鸡剖洗干净,用酱油、绍酒、精盐腌制,多种香料碾末擦抹鸡身,鸡腹内雪藏炒好的辅料,两腋各放一颗丁香夹住,然后用荷叶包裹,再裹上酒坛黄泥。地下挖一坑,不可太深,覆土,上面点明火烤一个多钟头,炭火烤半小时,叫花鸡就做成了。

  敲开泥巴,荷叶上油水汪汪,仍旧泛着淡淡的绿色,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,鸡肉肥嫩酥烂,膏腴嫩滑。趁着热气袅袅,香气四溢,撕下一只色泽黄灿灿的鸡腿,大快朵颐。若有三杯两盏烈酒,定会豪气干云,无论富贵贫贱,淋漓尽致,嚼得出虎狼滋味。

  我们不得不说这叫花鸡是最正宗的,因为老板以前就是一个乞丐,他就是大怪。

  尽管菜馆内店堂狭窄,又脏又差,但是每天都人头攒动,生意奇好。店堂之后是一个院子,院内有一株馒头柳,两间厢房就是大怪和店伙计的住处。树下摆放着几条长凳,数张矮桌,宾客爆满之后,就会坐在这里,甚至连菜馆门前也摆了几张桌子。

  门前原先有一个铜做的招牌,后来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,吸引路人目光的是墙上贴着的四个歪歪斜斜的大字:乞丐免费。

  这大概是唯一一家对乞丐免费的饭店,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原因,那就是——老板就是个乞丐。大怪从来不掩饰自己做过叫花子的经历,他给很多顾客都讲过他那个吸血的儿子,他说:“我觉得自己是狗,现在我才是人。”人们对他的苦难经历表示同情,对他的慈悲心肠表示赞赏。曾经有报纸电视台来采访这个好人,他拒绝了。他替政府发扬人道主义,替有钱的人施舍,他把善良向外敞开,把恶关闭起来。很多时候,美德只是一个盒子,包装着罪恶。

  这种慈悲只是一种表面现象,那些蓬头垢面的乞丐出入餐馆并不影响大怪的生意,因为他经营的不是饭店,而是贩毒。只有真正“要饭的”乞丐才会到这里来接受施舍,最初大怪、三文钱、寒少爷只是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组织起来,给他们划分好地盘,每月收取保护费。1997年,三文钱不满足做一个乞丐头子,开始利用这些乞丐进行贩卖毒品,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,然后让他们运毒、出货。这个菜馆成为了一个隐蔽的毒品窝点。

  1999年2月,那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曾经来这里进行过两次调查,第一次他买了一只叫花鸡,什么话都没有说;第二次,他又买了一只鸡,走进厨房直接对大怪说:“老板,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。”

  “谁?”大怪问。

  “三文钱。”

  “不认识。”

  “直说吧,我是警察,我怀疑你贩毒,你最好识相点。虽然现在还没掌握证据,我这也不是正式讯问,就是私下里和你聊聊。下次再来,我会穿警服来,你要聪明的话,就给自己留条后路,以后也算是立功表现。再问你一遍,三文钱在哪儿?”

  “在你背后。”

  蒋卫东回头一看,却什么都没有看到。

  艺术的眼光应该无处不在,并不是只有蚂蚁和蚯蚓才可以看见地下的事情。一年后,登峰街旧房拆迁,从院内的树下挖出了一具骸骨,从一个生锈的腰带卡可以判断出,死者是一个警察。

  大怪站在院里那棵树下的时候,会有异样的感觉,他的脚下埋着一个死人。他用杀鸡的手杀了一个人,他将那警察打晕,勒个半死,像杀鸡那样在脖子上割一刀,将血放入木桶,那木桶里本来有半桶鸡血,慢慢地就注满了。事实上,他一边杀人一边呕吐,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树下,他感到一种虚脱,心里还有一种恨意,他觉得自己刚刚消灭了全世界。

  从那天开始,大怪常常做一个奇怪的梦,梦见自己的胳膊上脸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窝状的小孔,从小孔里爬出肉嘟嘟的白虫子。他并没有感到恐惧,但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泰然自若,恐惧和坦然,他既不选这个,也不选那个,这便是他杀人后的选择。

  2000年8月21日,晚上11点,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走进富贵菜馆,他找张桌子坐下,大怪说:“打烊了。”

  年轻人说:“我找人。”

  “找谁?”

  “三文钱。”

  大怪看着年轻人,摇了摇头说:“不认识。”

  年轻人慢慢地拿起桌上的茶壶与一茶碗放置茶盘中,另一碗置于盘外。大怪看了看,表情有点诧异。年轻人又从邻桌拿了两个茶碗,将四个茶碗横放于壶的左边,第三杯倒满水,端起来,递向大怪。端的姿势很奇特,右手拇指放在茶碗边上,食指放在碗底,左手伸三指尖附着茶杯,大怪以同样的姿势接过茶碗,一饮而尽。

  这是一套江湖茶阵暗语,由明末清初的洪门开创,现代的特警作战手势中也有不少是根据黑帮手势改编的。例如垂下手来,手掌置于腰间高度,掌心向上,手指分开成抓状,这代表“狗”。山西一些农村出殡时至今也有老年人行规范的洪门礼。

  那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就是高飞。

  他摆的茶阵的第一个意思是:自己人。

  第二个意思是:求救。

  大怪喝下那碗茶表示认可了他,应允了其请求。

  我们的眼泪应该从1983年流起。

  潮汕人最先来到火车站周边,他们经营小生意,集聚一些资本后,就开始炒票。火车票、汽车票,成为黄牛党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盈利资源。面对市场竞争,老乡聚合在一起,“潮汕帮”出现了。这是一个以生活地域和方言为划分特征的松散团体,除了倒票之外,还从事拉客。两年后,私人运输的车辆越来越多,一个以华城本地人为主的拉客仔群体出现了。原本互不干涉的“华城帮”和“潮汕帮”开始出现摩擦,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械斗之后,“东北帮”和“湖南帮”悄然崛起。“潮汕帮”失去霸权地位转而向旅客兜售假发票,他们找了一群臭烘烘的老娘儿们在出站口卖地图和列车时刻表,老娘儿们装成发传单的样子,如果有人顺手一接,那么一大群人马上围了过来,无奈之下,只得花高价买下才安全走掉。

  在1990年上半年,操东北口音的在火车站无人敢惹,下半年换成了湖南人称霸一方。华城人也开始雇用外省的无业游民,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,华城火车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势。

  1991年,春节前后的“民工潮”超出了人们的预计。客流高峰迅速出现,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滞留在华城火车站,几千人流浪街头。华城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迅速恶化。从事非法营运的黑车越来越多,数以百计的拉客仔将人哄骗上车然后将旅客在半路甩下。

  “踩脚帮”和“丢钱帮”就是那时兴起的。

  “喂,小子,你踩我脚了。”一个人故意往你的拉杆箱上踢一下,然后对你这么说。在这一刻,你的机智和应变能力会受到考验。

  你有三种选择:一、若无其事的继续往前走;二、大吼一声滚蛋;三、低三下四地道歉。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导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围,包围之后就是敲诈和勒索。

  “丢钱帮”属于一种低劣的骗术,利用人贪财的心理,很容易被识破。值得一提的是,华城火车站附近的骗子在恼羞成怒之后会实施抢劫,也就是说,这是一群伪装成骗子的劫匪。

  随着警方的打击,不少犯罪团伙不得不另辟蹊径,“湖南帮”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,利用孕妇儿童、病人和老人来卖假钞和假车票。以四川人张凯为首的犯罪团伙,开始拐卖和强迫妇女卖淫,他们在华城火车站四处寻找那些从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子,以介绍工作为由,骗上车将其拐卖。广东陆丰县一个以手淫度日的老光棍,花8000元买了一个媳妇,多年后,当地警方将那女子从一个封闭的石头屋子里解救出来时发现,女子已经精神失常。

  1991年,内地的“发廊”还被称为“理发店”,而在华城就出现了不洗头的“洗头房”,还有很多小旅馆。旅馆设施非常简单,多数房间内只有一张由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,那床不是提供睡觉的,而是提供卖淫的。

  1992年,东北人周伟,纠集46名老乡,也开始介入拐卖妇女的犯罪中来,不仅如此,他们还联合华城当地烂仔,结伙在华城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、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,对旅客实施诈骗和抢劫。

  从此,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。

  1993年,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,负责他们吃、住,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,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。

  广东中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,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,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:

  “我来找你,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,就是你的朋友。”

  “直说吧,你丢了什么?”

  “一个包。”

  “包里有多少钱?”

  “一分钱也没有。”

  “那……”

  “就有几张破纸,是一份学术论文。”

  “好,你等我二十分钟。”

  “嗯,请你喝酒。”

  1995年,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,被称为“黑衣党”。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,如果是在白天,他们就蒙面抢劫。

  1997年,以三文钱为首的“丐帮”悄然兴起。

  1998年,迷药抢劫频发,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“杀猪”,以“河南帮”居多。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,又以“砍手帮”臭名昭着。

  1999年,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“扎针党”也出现了。

 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,从1983年以来,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,开展“严打”行动,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,然而,“严打”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,整顿过后,故态复萌。犯罪团伙重新洗牌,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。例如“拉客帮”被打掉之后,分裂成五大帮派:“郑老五帮”,湖南人,负责站西路一带;“汕头帮”,负责走马岗一带;“潮州帮”,负责沙涌南一带;“刘老四帮”,四川人,负责草暖公园一带;“老杨帮”,也同在站西路。当时五个帮派中,“郑老五”和“刘老四”稍大,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,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。

  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,“东北帮”逐渐控制了华城火车站的拉客市场,来自黑龙江省的邹光龙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,他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,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,又控制了“野鸡车”的客源。

  2000年,以邹光龙为首的华城“背包党”出现。

  “背包党”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,后来他们的包里装上假发票、假车票、酒店介绍和假证件,整日游荡在华城火车站、省汽车站、市汽车站和流花车站之间,主要瞄准外地来穗人员,偷抢首饰、手机、背包,卖假发票,调换假钞。随着队伍的壮大,“背包党”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。在华城火车站,曾经有多次群殴事件,几百“背包党”成员与保安数次发生冲突,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。

  邹光龙名声渐响,成为华城火车站的黑帮老大,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。他开始招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,向各帮派收取保护费,甚至一个水果摊、一个电话亭都不放过。

  直到一年以后,广东省委领导三度微服探访华城火车站,要求“重典治乱”,华城火车站进驻大批荷枪实弹的武警,开展了最大规模的一次“严打”行动,邹光龙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这次“严打”中被摧毁,邹光龙被判死缓。

  2000年10月19日,邹光龙的两个马仔率领几十名打手向火车站周边的店铺收取保护费,众多店铺对黑恶势力往往委曲求全,甚至有店铺老板主动寻求保护。在登峰街有一家卖叫花鸡的富贵菜馆拒绝交保护费,马仔令手下将桌椅板凳及门窗等砸得稀烂后扬长而去,临走前威胁说如果晚上不交钱就再砸一次。

  当天晚上,四个人在一片狼藉的店内点着蜡烛商议对策,他们是三文钱、大怪、寒少爷、高飞。

  三文钱说:“这事,忍了吧。”

  大怪说:“挣那么多钱有啥用,还被人欺负。”

  寒少爷说:“咽不下这口气。”

  三文钱说:“咱们斗不过,人少。”

  寒少爷说,“去东北,叫上炮子那帮人,都拿上枪,不信制不了他们。”

  三文钱说:“离得太远了。”

  大怪说:“是啊,咱就是人少。”

  高飞说:“咱的人不少。”

  寒少爷说:“人呢,都在哪儿?”

  高飞说:“火车站。”

  房子里很快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,挤满了全国各地来的不可救药的二流子,这一切即将使用砖头、匕首和木棍的人都是从火车站广场找来的。

  高飞对他们说,“一会儿,我们要和人打架,每人发100块钱,不愿意的就滚蛋。”

  “150,”人群里一个人喊道,“100太少了。”

  “现在就给钱还是打完再给钱?”

  “打谁?”另一个人问。

  “邹光龙的人。”大怪回答。

  “不干。”房间里的这帮乌合之众听到邹光龙的名字就纷纷而逃,只剩下一个戴墨镜的人站在墙角。

  “你怎么不走,你不怕邹光龙吗?”寒少爷问。

  “刚才有50人吧。”戴墨镜的人说。

  寒少爷说:“差不多。”

  “给我5000元,”戴墨镜的人说,“我干。”

  “你一个人?”大怪问,“你很能打架吗?”

  “打我。”戴墨镜的人指了指自己的脸。

  大怪的右拳还是非常有威力的,他用尽全力,猛击那个人的下颌。然后,他的手痛得像断裂了一样,而那个人则面不改色,微笑着站在那里。

  “能挨打,”高飞说,“不代表你能打。”

  “那好吧,看着啊。”戴墨镜的人先是一个垫步,然后飞身一记漂亮的侧踹,轰隆一声,他把墙踹出了一个窟窿。

  “天,你叫什么名字?”三文钱问道。

  戴墨镜的人回答:“我叫画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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